在早期的执教生涯中，一次我走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一路上都在思考我在教室里与 4 名学生的对话。他们全部向我提出一些请求。使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我会欣然接受其中两个，同时又很快拒绝了另外两个？这 4 名学生都是在课间休息时单独和我谈话的。安德烈想要我批准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道恩邀请我和她明天共进午餐。我答应了他们俩的请求。贝琳达恳求我帮助她完成另一位教授课上的学期报告，查理则怂恿我当天晚上和他宿舍的另外几个男生一起玩水球，我以前曾经做过类似的事。这两个学生的请求被我拒绝了。

坐在办公桌前，我随意地翻阅《人际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这是一本较新的行为科学期刊，当天早上才邮递过来。当我的目光停留在一篇名为《侵犯个人空间的传播模型》（A Communication Model of Personal Space Violations）1的文章时，我仍然在思考我对学生们做出的不公平的回应。“就是这个”，我对着一脸惊讶的院系秘书脱口而出。我突然意识到，在每个案例中，我对学生的回应可能受到了我们之间谈话距离的影响。

我脑海中浮现出 4 名学生向我提出请求的画面——每一位都以某种不恰当的方式令我不快。安德烈正正经经地站在我面前，离我只有不到 0.3 米的距离。贝琳达与我 0.6 米左右的间距已侵犯到我的个人空间，但情况不算严重。查理则站在两米开外——正好超出了我预期中的“学校太无聊，我们一起去找点乐子”这类谈话应有的距离。道恩则站在教室的另一端，向我发出她的午餐邀请。每次互动似乎都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我知道这 4 位学生都违反了我对恰当的人际距离的预期。

在本书中，我在案例中通常使用学生的化名以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这一次也是如此，化名的首字母 A、B、C、D 代表我们在交谈时不断增加的距离（安德烈最近，道恩最远）。图 7-1 标示出与我的预期相关的距离。

亚利桑那大学传播学者朱迪·伯贡的论文引发了我的思考。这篇论文是她数年前在《人际传播研究》中介绍过的非语言预期违反模型（nonverbal expectancy violations model）的后续作品。我本人的论文研究关注人际距离，我十分清楚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引导非语言性传播领域的研究时，其作用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此，看到伯贡发表了一篇有关个人空间却如此深入的文章，我非常兴奋。伯贡在传播学系任教以及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作品的经历则更能为她的论文增色。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伯贡对非语言违反预期模式的描述，想看看它是否能说明我在面对 4 位学生选择的不同谈话距离时表现出的复杂反应。

7.1 个人空间预期：一致还是偏离？

个人空间：个体由偏好决定的，在其周边不可见、可变化的，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伯贡把个人空间界定为“个体由偏好决定的，在其周边不可见、可变化的，与他人之间的距离”。2她认为，个人空间的大小和形状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范式和个体偏好，但由于人类对归属感和隐私的渴求，它总是介于冲突中接近—回避需求之间的一种妥协。

空间关系学：对人们把空间当做一种对文化的特殊解释的研究。

个人空间的思想不是由伯贡首次提出的。20 世纪 60 年代，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创造空间关系学（proxemics）一词，特指一项把人们如何利用空间当做对文化的特殊且精细的解读的研究。3他把他的著作命名为《隐藏的维度》，指出大多数空间解释是无意识的。他宣称美国人有 4 种空间关系区域，恰好和我的 4 个学生选择的人际距离一致。

亲密距离：0—0.45 米（安德烈）

私人距离：0.45—1.2 米（贝琳达）

社交距离：1.2—3 米（查理）

公共距离：3 米到无限大（道恩）

彼得·斯坦纳绘

霍尔在书中斥责“丑陋的美国人”对其他文化的空间习俗缺乏基本认识。他强烈建议，为了有效地沟通，美国人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的非语言类行为，以适应对方的沟通准则。如果未被邀请，美国人就要意识到我们不应越界。

美国诗人奥登①（W. H. Auden）在诗歌《序言：建筑师的诞生》（Prologue：The Birth of Architecture）中回应了霍尔，警示侵害他的个人空间的人须自担风险。

距离我鼻子的 30 英寸

是我个人的边界，

之间所有未开垦的空间

都是私人的庄园和领地。

陌生人啊，除非带着惺忪睡眼

我向你挥手致意，

请你小心，不要鲁莽越过我的边界

我虽没有枪，却可以吐口水以示我的敌意。4

伯贡的非语言违反预期模型与霍尔和奥登的思想相呼应。在人们对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存在明确期待的这种想法上，伯贡并未过多纠缠。她解释了诗人奥登所谓 30 英寸的规则基于根深蒂固的美国风俗和诗人自身的个性。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因行就市（go-along-to-get-along）的常规，伯贡认为有些时候打破成规才是上策。她确信在某些情况下违反社会规范和个人预期才是“更好的达成一致的策略”。5

7.2 原始模型的应用性测试

无论是否有意，4 名学生在提出请求时都偏离了我对空间关系的预期。伯贡的原始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预见到我对 4 种不同的违反预期的回应？并不十分准确。了解这些，你就能抓住伯贡早期假设的特点，认识到她的理论在后来又获得怎样的发展。我先概述由模型预测的我的反应，然后把它与我在现实中做出的反应相比较。

威胁阀值：假定的亲密距离的外部边界；未受邀请的他人引起争斗或逃避的破坏程度。

安德烈。根据伯贡的早期模型，安德烈犯了一个错误，他跨越了我隐形的威胁阀值（threat threshold），以亲密的眼球对眼球的距离和我交谈。我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不适会让我做出否定的回应。但是，该模型才是错的那个，因为当天下午，我就替他写了推荐信。

贝琳达。在那天我所读到的论文中，伯贡认为，对预期的明显偏离会使我们进入高度兴奋。这并非特指人们在战斗前夕或飞行时出现的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反应。相反，她认为违反预期将刺激我们重温我们与那个行为奇怪的人的关系。如果我认为贝琳达是值得我好好回报的人，那么等待她的就将是个好消息了。然而，她在课堂上的每一次发言，对我来说都是充满嘲讽、毫不隐讳的挑战。正如伯贡的预测，她所选择的 0.6 米的亲密距离，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之间危机四伏的关系上。于是，我拒绝了她为另一门课程寻求帮助的请求。这一回合，伯贡的非语言违反预期模型赢得了 1 分！

查理。查理是个不错的男孩，把享受生活看得比学习重要。他知道我在校内玩过水球。但他或许不曾意识到他在课堂上的懒散态度时刻在提醒我，我并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种好老师。在 1978 年的《人际传播研究》中，伯贡这样写道，拥有“惩罚能力”（punishing power）的人（就像查理）最好先观察对方的空间关系惯例，或者至少站在比预期距离稍远的地方。尽管从没有听说过伯贡的建议，但查理完全做对了。他退后到 2.1 米远的距离——恰好在我预期的互动距离的边缘之外。尽管如此，我仍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道恩。假如根据非语言违反预期的模式，道恩完全搞砸了。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温暖、可亲的态度总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惊喜。她决定从教室的另一端发出邀请，这在伯贡看来只能得到一个漠然的回应。距离愈远，效果就会变得愈差。可是，第二天我和道恩在学生会共进了午餐。

显然，我把伯贡沟通距离的原始模型应用于我和我的学生们，结果并不成功。得分板上会这样显示：

非语言违反预期模型：1 分

难以预测的随机行为：3 分

伯贡第一批受控实验也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我准备把该理论模型当做次品抛弃时，伯贡却不愿意放弃违反预期理论，她认为它正是人际互动的核心概念。在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论文结尾，她暗示该理论的某些基本假设可能还需验证和评估。

当然，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在近 30 年中，伯贡和她的学生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实验室实验和现场调查，以发现和解释违反预期理论的效果。我之所以在本书中介绍这一理论，就是因为尽管经过经验上的失验，现行版本经不断修订已成为颇为理想的理论范本。朱迪·伯贡的经历表明，在科学领域，失败即为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