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修养这个圈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获得信息，别人不会去干预，在家族这个圈里完全可能有另外的表现，到社会活动圈里面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到了“天下”这个圈里，还可能会创造出更新的表现。这种传播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生活传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现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发散的、不均匀的活动态势。

第二，打破了生存的封闭性，人们比较容易顺应外界的变化。

第三，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呈现出结构性的张力，交流频率高，变化大，方向不确定，表现为一种法理化的平衡社会，而非礼仪化的内聚超稳定社会。

第四，处于这种传播结构中的人，不具有彼此相像的群体化共同人格，趋向于个体精神的开放，人格特异、独立。

这就是说，四个圈在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比较现代的生活（生命）传播方式。

2．社会传播结构

我们先看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进入到社会层面，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式的传播。社会传播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层级传播。这个金字塔可以有很多层级，我只分了A、B、C三级（图1-6、图1-7）。中国的社会传播受控于最高权力者皇帝，信息高度集中于上一级，以下每一级、每一领域的结构相同。B是下一个层级，B对A负责，C是B下的一个层级，对B负责。A、B、C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层级，可以是各级行政主管，可以是家族里的族长，也可以是小家里的父亲，还可以是教学单位的师长等等。只要存在上下两级要素，就存在下对上的绝对责任。这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有一点大家注意，图1-6的B和B之间、C和C之间，如是再往下划D和D之间，都是虚线，横向传播是不允许的，处于被防范、监视、堵塞的境地。有时候还有专门的防范机制，从明宪宗开始就有了防范机制，防范同一级之间互相串联。以至于我们现在，“他们秘密串联”就成了一条罪状，其实我们的法律上没有这样一条规定。认为串联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致，好像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是非法行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下对上或上对下的信息传递，不允许同级之间传递信息，害怕权力不稳定。这种金字塔式的、下对上绝对负责的信息传递形式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统一，但整个社会横向是非常分散的。下向上汇报情况，就保证了上一层比下一层知道更多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存在着信息不可靠的问题。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真实性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肯定会多说好话、好事，不说坏事，上级获得的信息往往会比别人更多，但实际上真实性程度也是非常可疑的。一旦这个结构被打乱，社会顷刻瓦解。明王朝的垮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全国下层的行政系统三分之一已经瘫痪了，下对上没有了信息，甚至官员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外部推动力，这个政权一下就垮台了。一旦来自外部的真实的信息扩散，原来的信息传播结构被打乱，这个社会也会顷刻瓦解。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特征：

第一，它造成社会组织高度统一，但社会是分散的。

第二，这一结构保证上一层次比下一层次获得较多的信息。

第三，由于人的主观因素较多地渗透其中，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主观意向的遮蔽，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第四，一旦外部真实的信息扩散，社会顷刻瓦解。

关于中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和官吏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 (5) 。这是中国社会传播的特征，它禁止横向的信息传递。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传播结构（图1-7）。

变化是B和B之间、C和C之间是实线，允许横向沟通，这是一种网状传播结构。它的特点，一是集中，它也有一个最高领导A，这样社会才稳定，一级对一级负责，但同级之间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存在对它的监督机制。对于每一个层级来说，都有横向水平的多种传播渠道，使信息得以沟通；二是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对上下左右产生监察制约的作用，比如说B可以对A，同时B可以对B，C也可以对B同时产生一种相互的监察作用；三是如果某一个环节发生信息阻塞，只要其他部分正常运转，信息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并可以得到及时修补。这是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基本特征。

3．历史传播结构

我们生活在现代，但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呢？这就要说一说历史的传播结构。

我们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历史传播结构（图1-8），古代文化观念（遗产）A在传承中始终是核心，一直处于主导的、先决的地位。后代的创新，比如B对A的创新，是在A的基础上创新的，C对B的创新又是在B的基础上，B的基础则是A。这样就造成后代的创新总是依附在原来的基础上，必须在几乎全盘继承遗产基础上的衍生。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我注六经”，最后注糊涂了就成了“六经注我”，而不是在分化、扬弃中继承，所以中国的历史包袱很沉重

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时态概念很不清晰。遗产与创新同时态共存，任何创新都以认同遗产为标识，掩饰对历史遗产的偏离。创新应该是对遗产的偏离，但却要时时刻刻掩饰，强调继承，不强调创新。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媒中很多，如果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找到历史依据，生怕别人说是违背了传统。

因而，人们的观念呈现因袭、改良、折中、求同等特征，缺乏求异、否定、革命、偏激等等。文化的历史传播缺乏阶段的跃进、矛盾的张力。

而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图1-9）：是历史文化传统，B继承A的一部分，但是B本身完全是创新；C继承了B的一部分，它和A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它是通过B接受了A的基因，C本身又是创新，它是连续的圆环。承认历史传播的继承性，但是每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是在对前一层次的扬弃。创新是先导，继承服从于创新的需要，继承只是手段，是实现创新的过渡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抛弃历史，但是历史应该在传播中起这样的作用。传统对后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经过若干中间层次的扬弃、变形之后的深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