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拘押人民。第四，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第五，领袖诸公应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1935年3月31日，他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认为应该“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12月15日，他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指出：“变态的国家，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懂得了这一条很浅近的历史公例，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大公报》从1934年1月开始的“星期论文”，到1949年6月共刊出七百余篇，为中国社会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大公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要求他们向蒋介石谢罪。宋美龄叫大公报馆把那天的报纸加印了几万份，用飞机在西安上空散发。事变平息后，张学良遭到扣押，《大公报》并不责备蒋介石食言，仍发表社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说：“中国苟欲维持为一国家，决不容某一部军队之叛乱，对顽迷不悟之叛军，最后只有以武力讨伐之。”可见，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完全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之上。

　　 1935—1938年，范长江为《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他在1935—1936年考察西北地区，发表系列通讯，揭露西北地方政府之弊政、人民啼饥号寒之悲景。他还首次透露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在《大公报》上共发表21篇通讯，其中有6篇直接写红军，约有2万余字，后报馆将其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随后（1937年2月），他来到延安，遍访中共领导人物，尤其是将与毛泽东的对话写成著名通讯《陕北行》，连续发表在《大公报》上。《大公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中共领导人的音容笑貌及其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此举在当时是颇为惊人的，完全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钳制，致使蒋介石大骂《大公报》。

　　 吴鼎昌提出办报“有独立资本”、“不拉政治关系”，老总“不兼外职”诸原则。1926年9月1日，《大公报》载《本社同人之志趣》（张季鸾执笔），提出“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成为《大公报》成功的秘诀。吴鼎昌在1935年加入蒋介石的“人才内阁”，任实业部长。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过贵州省主席诸职，

　　 互联网时代，新闻已经成为大家所钟爱的一种推广方式。所谓知己知彼新闻，百战百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的就是定位两个字。 首先我们得知道面对的读者是谁，然后才懂怎么写以及从哪里入手。首富王健林都说了，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是有道理的。定位的目的，就是传达给读者一个信息我们是专家，我们更了解你。我们去医院都喜欢找专家看病，因为专家值得信赖。因此，无定位不营销，新闻策划的首要因素，就是先把读者定位清楚，一旦定位好，撰写新闻才会事半功倍。 关于新闻定位的两个建议： 1、你最了解的：你最了解的人群是谁，就熟悉他的需求是什么。 2、对手没有的：如果竞争对手定位的一种人群，那么，你就定位另一种人群;如果对手也没有定位人群，那么，你就定位最了解的人群即可。 所谓定位有很多种，比如：人群定位、产品定位、广告定位、渠道定位等等，但无论怎么定位也是围绕着上面两个建议：你最了解的和对手没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新闻营销推广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