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向世界贡献了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以及陶瓷、丝织和建筑三大技术，更不用说对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的四大发明了。[16]然而此“科学”非彼科学也。事实上，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以实用目的出现的，而希腊文明却独树一帜，按梁启超的话讲，希腊先哲对科学的追求完全出自其对知识的热爱和好奇，而并非功利的目的。正是得益于这种无功利性，脱胎于希腊文明的“科学”才得以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科学发展常常是自发而非外力推动的结果，这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

这里还需要分析两个概念，即“科学”与“科技”的差别。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科学”与“技术”一直是分开的。进入19世纪以来，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与技术工匠开始频繁联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难分彼此。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弗朗西斯·培根起到了关键作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笛卡尔和培根构筑了西方近代科学的两种形象。前者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而后者代表了新兴的功利传统。培根强烈地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一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有人曾这样总结，“从某种更深的意义上，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

循着媒介发展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除了印刷术之外，大部分传播科技都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正值科学与技术彼此融合发展的时期，此外再加上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实用理性传统倾向于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因此在中国，科技就更多的成了“科学”与“技术”的代言。新传界的媒介视角之所以可以上升为一种理念的媒介，实现该领域的研究者与科学精神的对接，正是科学与技术的连接越来越紧密的结果。

事实上，与西方科学精神所崇尚的纯粹不同，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受需求牵引的。今天在全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这样一种瞬息万变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做的或许不是更快，而是慢下来，跳出已有的技术框架，将视线深入到技术背后的科学精神上来，实现中国式哲学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直接沟通，才能真正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网络文化中注入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华文明再次遭遇吸收异文化的考验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不断跨越自身的界限向社会领域、人文领域的研究中拓展。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科学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实际上，科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让人们质疑科学，质疑西方文明对理性的无限追求，出现了更加符合新时代趋势的社会责任理论等，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哈耶克也曾深刻地批判过这种对理性的过分追求，写下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不过有意思的是从文章的论证结构到表述方式，哈耶克即便是在反对科学理性也自始至终依旧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之内。这一点可以通过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相关题材的文章的比较中窥见一斑。这再次提醒我们的是，无论是各领域的研究者，还是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具体个人科学精神已经通过西方的语言、教育体制、生活方式等深入到每个人的思维中。而对于一直处于“学徒状态”的中国研究者而言，这个前提时而被注意，时而被忽略。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会大大加深人们对传播技术的依赖，也会使技术背后的思维方式更深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使之产生一种趋同的作用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是一种技术，一种通信工具，一种传播媒介。但是它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17]互联网本身具有去时空化的属性，去时空化意味着对归属时空范畴的地域特殊性的忽略。在传统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一直强调国家主体，而“国家”这个概念首先是个地理空间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呼唤着对地域特殊性的关注。那么互联网作为一种去特殊性的媒介如何来承载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将会是我们遭遇的一个难题。互联网与国际传播的结合是大势所趋，积极着手研究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好方式，但是鉴于网络自身的媒介特性和传播议题的国家属性，在追求两者结合的路上注定会是曲折的。

中华文明将再次面对吸收异文化的考验。历史上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确表现出了令世人称赞的雍容大度和开放自信，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受挫经历，更由于中国文化现实的发展状况，我们的民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常常表现出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心态。历史再次提供给中国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机会，然而我们即将面临的互联网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传播语境，安全、经济、政治、公民等各种利益诉求都会在网络上有所呈现，都将进一步影响着网络国际传播的走向。比如目前互联网上所呈现的网络民粹主义，以及互联网上国内国外不法力量的结合就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总而言之，在国际传播中无论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要做到真正的理性、客观都实属不易。此外，产生于美国的互联网自身所携带的去中心化、自组织等思维与文化基因，也在深刻挑战着现有的国际传播格局。

从可操作的层面上来看，与科学精神进行深度对话意味着整合人文与科学两种思维。然而这两种思维指导下的学术传统在同一领域的相遇常呈现要么互相排斥、要么平行不相交的发展态势。事实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已经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种传统必须打破以往自顾自地发展模式，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危机，这是大势所趋。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如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整合到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来。通常这些方法会与国际受众研究、国际传播模式研究以及国际传媒市场等领域相结合。这种尝试虽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人大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曾对这种状态做出过总结：“借鉴了较多的概念、论证架构和研究方法，却很难直接将它们移植到中国的情境中来。”这种批评本身是中肯的，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

然而人文与科学两种思维的融合势在必行，从提高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来说，我们更需要做的或许是找出差异，求同存异。例如，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属于高语境的研究，重视具体的情境和时间概念，认为理想的研究应体现出历史的厚重与纵深；[18]而运用科学方法的研究属于低语境的研究，重视的是简洁（去语境）和普遍性（非时间）。以方法为导向的研究常常容易因为一味地追求测量手段的精准，而在不经意间将着重点从问题本位转移到了方法本位上。再如，国际传播通常涉及处于人类认知图式底层的文化图层，从有效测量的角度来讲，的确需要更为深入的技术支持。事实上，随着生物科学、脑神经科学等的进步也正在成为可能。然而人性之复杂和善变单靠精准的测量手段是无法模拟和重现的，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

就目前中国实际的研究状况而言，在研究者既定、研究手段既定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增加研究资料类型的方式取得更好的进步。吴飞和陈艳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进行述评时曾谈到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当代影视媒体（纪录片、广告片、故事片以及其他形式图像文本）的叙述表达话语方式分析‘中国形象’以及受众影响”。这在以前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常常是被忽略的。此外，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也有可能改变传统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众所周知，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量的底层数据常常需要大家的合作才得以完成。这有可能进一步冲击文科类研究者所惯常使用的个人作坊式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科学的方法论意识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它符合即将到来的以互联网等为表征的信息社会对国际传播研究所提出的新要求。信息社会中的“信息”一词最初来源于物理领域，刚开始，它是以“bit”出现的概率，从还原论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既不能物化为物质也不能物化为能量的虚拟概念，[19]后来这个概念被运用到生物学还有心理学等领域，再后来演变成了现在的“信息社会”。从其积极意义来看，信息社会的确会如人们大声宣扬的那样将人类的物质文明带向一个新高度。但同时也如上面所提到的，信息不能物化的虚拟属性也意味着信息社会将是个不确定性倍增的社会，一直以来，有序性的认知平衡终将被“倍增的”不确定性打破，为了协调认知，使其回到原先的状态，通过对数据的科学处理似乎成了寻回确定性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信息社会意味着对数据的依赖，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目前，中国为了借助第三次科技浪潮的东风，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全力进行着信息化建设。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不仅是对物质生产领域提出的要求，也要求我们国际传播这种前沿的研究领域要在理念层面尽快实现与信息社会背后的科学思维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