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软权力说的有限性

通过对软权力的解构再加上对过往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由于缺乏对无政府状况下国际社会真实运作状况的了解[15]，新闻传播研究者对软权力的理解更偏向理念的层面。而国际关系研究者依赖丰富的外交实践作支撑，往往偏向用硬权力的思维来解读软权力，或者在他们看来，虽然国际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变化只是量变，发生质变的情况相对较少（阎学通）。实际上，作为对原有理论的超越，软权力说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引入非国家行为体这个概念，从传统的国际关系视角来看，行为体的互动分为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有学者通过对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观察发现，行为体在高政治领域互动（军事、经济），很可能形成消极的相互依赖，而在低政治领域互动，则可能形成积极的相互依赖。低政治领域包括经贸领域、生态领域等（王玮）。这种定位意味着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在涉及高政治领域的传播议题时要采取宣传的思路，而在涉及低政治领域的传播议题时传播可相对自由。这种逻辑也存在着将新闻传播研究引入到一种“安全焦虑”的隐患。换句话说，这与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化是不符合的，这种研究很难激发出具有创造力的成果。

2.权力概念的泛化与中美不同的国情

实际上，软实力说所诞生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双强的社会，即强政府、强社会，这个理论语境与中国是不同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软权力说所重点依托的非国家行为在中国的发展还很弱小，尽管这几年中国政府也在努力促进它的发展（这个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指跨国企业、知识精英等）。所以对软权力的运用是不能照搬的。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两个学科的合作，我们也要避免对“权力”概念的泛化。有学者依据有无政治意图、有无政治后果两个标准对行为体的非强制性互动进行了一个二维解析，分析见表2。

表2 行为主体非强制性互动属性的判断

需要对于表2说明的一点是第③种情况比其他三种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它存在着向①转化的可能性。举例来说，③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体最初的互动意图并不具有政治性，但是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出现了后来的认知，从而非政治互动变成了政治互动，也就是变成了①的情况。如果抛去前面的高低政治领域的划分，而采用国际关系学者上述的分类，将大大调动新闻传播研究者的积极性。

3.建构主义、公共外交、国家形象

如果说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主要是以主权国家的思维来研究国际体系的话，那么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建构主义学派所指向的就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从本质上来说，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批评社会理论，而且是“一种能在其基础之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理论”[16]。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温特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建构主义虽然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温特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是怎样得到表现的。总而言之，建构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尊重权力在国际互动中所处于的核心位置；不同之处在于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上。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专注的是实力和贸易等物质层面的因素，而……建构主义则注重思想的影响。”[17]

建构主义学派注重规范、认同、文化，这三点似乎与新闻传播研究者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很符合。实际上也有一些传播学者已经尝试将该理论运用到对外传播的研究中来。[18]国际关系学者对建构学派的理论贡献大致有这样两类评价，一类认为它很好地补充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认同和利益问题的关注，另一类认为它与其他学派相比有些激进。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建构主义理论把文化、认同和利益因素带回国际关系研究，但是由于建构主义缺乏历史观和体系感，这一开拓性航程绝不轻松”（李从军）。“建构主义特别关注社会的主流言论，因为这些言论能够折射并打造人们的信仰与利益，并建立一些能被人们接受的行为规范。”“建构主义所关注的是变化的渊源，而这种研究途径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国际关系领域主流的激进主义思想。”[19]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照三个主要的理论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产生了三种国际体系，即权力政治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观念文化体系；此外，在实践层面还对应三种外交战略，即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促进国际关系和新闻传播两个学科进行跨界合作的研究多产生于“公共外交”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总体上说，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形成阶段，但两个学科在跨界合作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不同学科立场之间的认知偏差。例如，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的学者通常认为，媒体是公共外交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强调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公众向度”。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则倾向认为，公共外交等同于对外宣传，等同于媒体外交，等同于国际公共关系中视作操纵舆论的外交行为，更多地强调外交与媒体、舆论、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讨论的题域更多的是对外传播领域。[20]当然了，通过对话的不断加强，一些分歧也在讨论中得到了化解。例如，周庆安和赵可金在分析目前公共外交研究时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两个研究视角切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政治属性，掌握公共外交在一个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也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制度史和机制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传播学的视野研究公共外交这种以国家或国家利益代言人为主体的传播行为，我们通常能够比较清晰地总结出公共外交活动的传播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