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案也颇令人关注。这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京话日报》连续报道事件真相，披露了法国传教士的罪行，并连续揭发清廷王府活埋侍妾、驻京淮军骚扰百姓等事件。同时，《中华日报》报道了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秘密处死改良派人士的消息。两报社长彭翼仲、主笔杭辛斋，了解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办报不遗余力地揭露朝廷官员的劣行，替平民百姓说话。9月27日，巡警部奏明清廷，以“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的罪名将两报查封，并将彭、杭“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不久，清廷又以彭翼仲在押所违法为名，判其流放新疆10年。彭翼仲发遣日，市民数千人送行，赠送程仪者无数，场面感人。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廷，1911年，彭翼仲才得被赦回家。

　　四、清末新闻法制进程简介

　　 在清廷与官府如此残酷的迫害之下，新闻报业要有所发展，首先必须废止旧的文化专制的法律制度。民间要求制定报律的呼声，约始于1900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其《日报上》一章中增添了一段有关新闻法制的阐述，提出参照英、日报律而制订我国报律，官商各遵守此律而准民间开设报馆。“新政”开始后，汪康年在给大臣瞿鸿机的信中建议：“近来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如此则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而愈明。”并提出：“知照各国各使，无论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报律办理。”这样，“欲设日报者可不必挂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可日益多”(11)。

　　 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应诏上疏中提出“粗定报律”，将这一呼声传输到朝廷之上。其上疏中提出：“（1）不得轻议宫廷；（2）不得立论怪诞；（3）不得有意攻讦；（4）不得妄受贿赂；此外，则宜少宽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论，风闻纪事。”(12)1903年10月27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要求清廷制订报律：“考东西洋各国所出各报，必经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于谤议泄露，亦皆悬为厉禁。中国未有报律，故终无法以处之。必欲整顿各报，非修订报律不可。”1905年，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大臣在《奏请以五年为期行立宪政体折》中明确提出：“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主立宪国现行条例，编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13)8月，香港《有所谓报》发表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长文，指出：“报律不能不先认定也。立宪之国固有公同认可之报律，举凡报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国自来无所谓报律者，只有官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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