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

　　 新闻工作者的通讯写作，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呼吸相通，血肉相连，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一、多姿多彩的人物通讯

　　 人物通讯仍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记者的首选项目。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涌现出不少冲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像南方的步鑫生、北方的马胜利等等，他们以自己改革的实践，推动了潮流的前进。新闻记者热情地报道了他们，也以新闻通讯的手段推动着改革潮流的前进。当时在人物通讯写作上有明显的两大突破：一是对先进人物的认识上，不再完全局限于政治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而突出了人物在经济建设中的实际作用，看人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否推动经济建设向前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思想的解放。当然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明确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物的先进性，无疑有利于改革的前进。二是人物采访的视野更宽广了，注意了多层次、多角度、多类型地报道人物，开始走出“高大全”的人物报道旧模式。这也是业务思想上的一次解放。因为改革时期，许多人物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生活本身也是多姿多彩的。新闻通讯要立体地反映，而不是平面地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物报道应该是多色彩的。

　　 上述思想解放给人物通讯带来了繁荣的局面。全国各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改革人物，纷纷登上了媒介的舞台，使改革开放时期的人物通讯如百花竞放。但是，旧的思维方式和报道模式仍不是一天就能丢弃的物件。有一些报道中，仍显示出记者和编辑的某些不成熟。如步鑫生的报道，有些通讯对他的缺点也加以颂扬，好像对步鑫生有意见有看法就是对改革的态度问题。有的大报发表通讯《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对改革人物全面肯定，不作具体分析。这一类报道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个别改革先行者的欠缺一面，产生负面影响，以至逐步由成功到失败。后来新华社发的通讯《一人沉浮，千夫评说》就比较实在和深刻，新闻工作者也从中成熟起来。

　　 二、通讯写作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实践的迅速发展，工作通讯自然也日趋繁荣兴旺。改革开放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不断涌现，需要以工作通讯的形式予以及时的指导。

　　 荣获全国好新闻特别奖的《人民日报》优秀通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高屋建瓴之势论述了改革问题。《鲁布革冲击》从较深层次上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反映改革开放经验的通讯，在各地报纸上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反映各种问题的通讯也开始繁荣起来。《光明日报》的通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采用多侧面客观报道的方式提出了很有启迪性的新问题。《中国青年报》的《大学生成才追踪记》、《西部地区贫困探源》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反映了较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家报纸在大兴安岭火灾时期，推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红色的警告》、《绿色的咏叹》、《黑色的悲哀》，尖锐泼辣地抨击了少数干部的腐败现象，给人以震撼！在上海的报纸上，各种形式的“观察与思考”类通讯报道，也开始繁荣起来。《生活周刊》推出的“大特写”，吸引了千千万万读者。以上这些通讯的共同特点，是摆脱了一事一报的模式，写出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实际生活。这是通讯写作的一个飞跃。这些报道，可以统称为深度报道。1987年曾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深度报道年”。这种提法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了深度报道的繁荣，反映了信息密集型的通讯报道登上了新闻舞台。每年一次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中，后来也增加了“深度报道”这一项，主要包括：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组合报道。

　　 深度报道是改革开放在中国新闻领域的硕果。它的崛起，反映了新闻工作者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程世寿在《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一书中说：“分析众多记者采写深度报道的过程，不难看出，这种新闻思维的变革已经展示出以下清晰的脉络：1）由封闭型思维走向开放型思维……2）由单一型思维走向立体型思维……3）由静态型思维走向动态型思维……4）由单向型思维走向双向型思维……5）由微观思维走向宏观思维……6）由求同思维走向求异思维……7）由后馈式思维走向超前式思维……”这就从根本上阐述了深度报道的因由。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个里程碑是深圳特区的创办。创办之初，一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又引起了很大的冲击波。社会上各种看法都有。北京和南方的许多记者，热情赞颂深圳特区的新成就，传播深圳人的新观念、新风采。《人民日报》老记者戴煌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写出了《效率》等一系列通讯，极有针对性地报道了特区这一新事物，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呐喊助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三、20世纪后期通讯发展的其他显著特点

　　 1.许多名记者通讯作品相继出版

　　 1980年新华出版社首先重版名记者范长江的两本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引起了不少人研究范长江的兴趣。之后，穆青推出了《穆青散文选》，田流推出了《田流通讯特写选》，萧乾推出了《萧乾散文特写选》，女记者柏生、金凤都推出了自己的作品集，各地记者也分别出版了不少通讯选。新华社徐占焜主编了《中国优秀通讯选》，复旦大学新闻系则编写了《通讯选评》，分别由新华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引进了大量外国的优秀通讯

　　 改革开放扩大了对外交流，人们纷纷要求学习外国的新闻通讯写作。长征出版社出版了蓝鸿文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评》，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解力夫主编的《世界优秀通讯选》（上下册）。此外，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普利策新闻奖最佳作品集》、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与正义》、《新闻与揭丑》等，大都也是通讯作品。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法拉奇的作品都先后出版和再版。

　　 3.通讯写作研究有了重要进展

　　 第一本专门研究通讯写作的专著《新闻通讯写作述略》（周胜林著，新华出版社）于1985年问世。之后，王武录出版了《人物通讯写作谈》。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写作教材对通讯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四川大学张惠仁的《新闻写作学》、暨南大学邝云妙的《新闻写作教程》、郑州大学董广安的《实用新闻写作学》，对通讯写作也各自贡献了自己的见解。此外，全国不少杂志上发表了研究通讯主题、结构、通讯美学、特写、专访、深度报道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加上许多记者写的得奖通讯采访写作体会，把通讯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领域。

　　 四、世纪之交与新世纪初通讯写作的新发展

　　 20世纪末叶，在我国的新闻媒体上，深度报道依然走俏。

　　 1991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新华日报》的《洪泽湖不会忘记》、《铜陵报》的《醒来，铜陵！》都是有力度的佳作。

　　 1992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邓小平同志到南方参观，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使改革开放如长江大河般奔腾起来。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起到了极大的启迪、鼓舞、激励的作用。国内外的报纸纷纷转载，使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精神一下子传播开来，深入人心。作者陈锡添按时间的顺序描述了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视察活动，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思想、风采都穿插于逐日的活动中，并以有趣的背景、生动的细节使通讯血肉丰满、立体化。一篇通讯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我国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继深圳特区的试验成功，我国改革开放的潮头移向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把历史进一步向前推进。1993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通讯《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新民晚报》孙洪康、杨俊）描写了世界第一斜拉桥杨浦大桥的建成经历，独具慧眼地从质量角度切入，写出了新意和个性，也昭示了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上海必将成功地带动全国经济的腾飞。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各方面的新问题必将凸现出来。新闻记者如何站在时代的前列，及时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为新形势下记者工作成效的一个标志。《经济日报》在这方面往往比较有敏锐的触觉。1993年的《“小机”斗“大机”》（李天斌、詹国枢），1994年的《开封缘何不“开封”？》（詹国枢、庹震、刘海法），都提出了醒人耳目的问题，发人深思。1994年新华社记者苏会志、王进业写的《菜价追踪》，抓住社会热点，沿着三条线索追踪菜价高涨的真实原因，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显示了新华社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调查研究的功力，被评为1994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5年至1996年，我国通讯写作的杰出成就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优秀人物典型。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的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获得1995年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孔繁森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焦裕禄。全国掀起了学习孔繁森的热潮。之后，各地新闻界人士又推出了徐虎、徐洪刚、包起帆、李国安、李素丽、吴天祥、公举东、邱娥国、陈观玉等等典型人物报道。这些人物都在相当的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对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丰富的新闻资源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吹拂到内地。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长期关注中原大地，先后写出了《谁有远见谁养牛》、《赶着黄牛奔小康》、《潮涌中州》等一批洋溢着现代农村气息的通讯，使人耳目一新。中西部地区民风朴实，由此会发生各种动人心弦的故事。1995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通讯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师魂》（《贵州日报》，黄绍全、陈朗）、《旱原情》（《陕西日报》，吉虹、杨前进），均出自西南、西北地区。有志于农村报道和内地报道的广大记者，是大有作为的。

　　 1997年我国有好几件大事。新华社记者写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何平、刘思扬），融纪实、政论、抒情于一体，反映了世纪伟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亿万人民的怀念之情。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头报道中，特写这一集中突出反映即时新闻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像《激情十秒》、《不夜的香港》、《香港回归第一天》等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7年10月8日新华社记者徐京跃、方瑾的通讯《开局喜人前景更好——写在香港回归祖国100天》，更是高屋建瓴地反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三个多月来的工作，令人关注。199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出的长篇通讯《中南海情系大三峡——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长江三峡工程》，以宏伟的气势、深厚的感情、细致的材料，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顽强奋斗、迎接21世纪的伟大实践，足以震撼世界！

　　 1999年，在美国飞机轰炸南联盟期间，以《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的《亲历炮火》和新华社记者邵云环的《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为代表的战地通讯，极为震撼人心。中国记者以鲜血和生命写出的现场报道，使通讯的传统发扬光大，也使记者的形象得到升华。

　　 20世纪末，我国新闻界现场目击采访、体验式采访、暗访以及日记、手记等等风行起来，许多记者通过较深入的采访活动，具体、详尽地报道了重大新闻事件，揭露了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讯的战斗性大大增强，通讯对于读者的亲和力、感染力也大大增强。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不少记者敢于直面现实，秉笔直书。这一时期，各地不少记者纷纷出书，其中大量是通讯作品，进一步扩大了通讯报道的社会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通讯体裁一方面把过去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如人物通讯，在党中央“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下，写出了一系列光彩夺目、感人至深的先进人物。新华社记者于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发表的《公仆本色——追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光明日报》2001年的通讯《教育局长的好榜样》，《陕西日报》2000年的通讯《用生命搏击贫困》等，都感人至深，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准。另一方面，我国许多新闻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不断探索，开拓创新，使通讯体裁开始出现不少新的变革和突破。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对于重大题材的选择和对事实的宏观分析，使一些通讯显得更厚重、大气和充满活力。这些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2001年《解放日报》的通讯《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李蓉、陈春艳），对APEC会议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概括，并深刻阐述了这项重大国际会议举办地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辉煌成就以及祖国的辉煌成就，内涵深广，大气磅礴，是辩证思辨与激越高歌的完美结合。《人民日报》的通讯《历史性的一声槌响》记录了中国加入WTO被正式通过的现场情景。《中国体育报》的通讯《历史铭记这一刻》则记录了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获得成功的现场情景。这些作品都欢快、昂扬，反映了中国大步跨入新世纪的风采。

　　 其次，通讯写作的形式也有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更多的作者的作品，已经从记录事实到透视事实，从反映当今到预测前景，从写一事一物到写多事多物。分析性、解释性的通讯多了，背景性的资料多了，视野开阔，视点活跃，信息的深度加工多了，因此通讯的力度、厚度都有所增强、增大。通讯的标题，有许多作品也开始从简单到复杂，从文学性转向信息性、有效传播性。具体行文，不少记者也煞费苦心，力求新颖别致。如2003年3月7日新华社电：《“脱衣舞”“荤段子”“黄短信”不能漠然视之（肩题）政协委员抨击三大丑“文化”（主题）》，标题传达了信息，像消息标题，实际上却是一篇通讯。文中第一个小标题“脱衣舞：丑陋表演走向闹市”下面有“镜头一”、“委员抨击”、“建议”三个黑体字，之后是一两段文章。第二、第三个小标题下也是同样格式，看来新鲜、清晰、易读。这种形式，很适合现代人简洁、明了、快节奏的需要。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水均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洪林、新华社记者胡晓明和特约报道员贾迈勒等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奔赴前线，逼近战争的前沿，及时提供重要情况，采制了不少优秀的通讯报道。其特点是：1）现场目击材料多，尽可能让受众如临其境；2）大量运用多方面的第二手资料，注重对于事态的解释分析；3）时间上特别快捷，尽可能提供即时传播、同步报道；4）运用各媒体的联动和各媒体记者的互相配合；5）主持人、记者、嘉宾（专家）和受众的互动。这样，就使通讯报道既鲜活又厚实又快捷，信息丰富，立体感强，充分地满足了广大受众对战事信息的迫切需求。

　　 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中国境内打响了另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非典型性肺炎（SARS）肆虐中国许多地区、造成惨重损失时，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顽强奋战抗“非典”，新闻记者、编辑也全力以赴报道事态，解释疫情，传播知识，引导舆论。新华社记者写出了《危难中，我们众志成城》、《有一种倒下叫站起》等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通讯。先进人物的报道再次风行起来，白衣天使的精神风貌汇入民族精神的洪流，发扬光大。更有充满个人化、人性化的新闻通讯，如新华社记者李柯勇的《当我的妻子战斗在防治“非典”前线》等。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志的人物访谈节目《面对面》吸引了广大受众。他以亲临前线感受死神的勇气在广州呼吸研究所采访了钟南山院士，并拍摄许多真实而珍贵的镜头，其报道扣人心弦，记者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0月，关于“神州”五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通讯报道《放飞中国心》等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在2003年和2004年初，对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通讯报道，突出地表现了一种亲民形象、亲民作风和路线，如新华社报道的总书记和其他领导人访问西柏坡，总理帮民工讨还工资，总书记除夕访农家等等，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并在国内外都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

　　 可以预见，通讯这一种体裁，一定会在21世纪的新闻媒体上大放异彩，成为更加璀璨夺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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